波澜壮阔的抗战绵阳篇章
中共江油特支在墙上书写的抗战标语
1946年5月2日，东北大学读书会成员离开三台前在校内留影纪念
乔茂材
朱德写给乔茂材（乔树人）的两封信
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，中国抗日民族战争全面开始。在这场“地不分南北,人不分老幼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”的战争中，作为全国抗日复兴基地重要组成部分的绵阳，在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，掀起了声援华北抗战、接纳沦陷区学校、主动请缨出川抗战、出钱出力支援前线抗战的热潮，谱写出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光辉篇章。
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
在抗日民族运动中重新恢复和重建的中共绵阳地方组织，紧密团结各界群众、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。
在三台，中共地下党员黄光明、屈义生、黄启昆等进入抗日宣传队并成为积极分子。他们经常三五人或数十人一组，利用星期天、寒暑假、逢场天、赶庙会的日子，到茶馆、民教馆、街头巷院群众集聚的地方进行演讲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。1938年，三台县成立了“抗日总动员委员会”。该委员会以城区大、中、小学为主，建立了20多个宣传队，到三台各地用讲演、歌咏、花鼓、街头剧以及漫画、专刊、募捐、义演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1943年5月，三台木刻板画家谢梓文夫妇提议举办一场抗日千人大合唱，三台城区一千余名学生在中山公园广场演出，听众达万人。最后演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时，千余名学生和上万听众，庄严肃立，齐声合唱，慷慨激昂的歌声直冲云宵。
在江油，中共江油特支在中坝湖广小学建立了抗日宣传队。宣传队经常利用节假日到中坝、太平、三合等乡镇及县城武都和当地驻军“新兵补训处”“伤兵医院”进行慰问演出，广泛宣传“抗日救国匹夫有责”、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”、“只有抗战才能救国”等抗日主张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在四川省立剧校读书的江（油）彰（明）返乡学生和当地青年组织起“青年抗日剧社”，利用暑假在江油县城和一些乡镇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流亡三部曲》等剧，激发观众的爱国抗敌热情。
在绵阳，救国会会员、中共党员凤一飞依靠省绵中和县联女中的进步学生，组织起了一支60多人的宣传队。他们在公园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话剧，宣传抗日救国。绵阳县育德中学附属小学的抗日宣传队每周星期五下午都要到“庆康”、“陆羽春”等茶馆演出。省立绵阳师范学校组织教师在学校和丰谷镇演出《北京人》、《日出》等话剧，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到底的决心。绵阳县民众教育馆组织的以学生和青少年为主的抗日剧社，经常在钟鼓楼、十字口、公园口演出活报剧。这些学生宣传队在党的领导下，进一步把抗日救国的道理以生动、活跃的形式传达给广大群众，还为抗日活动募集了资金。
在安县，安昌汶江小学组织学生成立了“汶江合唱团”，在城关公园和剧院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生产大合唱》等歌曲，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。安县县立一中、秀水小学的进步青年还成立了积极宣传抗日的国防剧社，先后排演出《芦沟桥》、《八百壮士》、《三江好》、《凤凰城》等多部话剧。在他们影响下，秀水、河清、塔水等集镇的小学教师也纷纷成立了各自的剧社，除演上述一些剧目外，还排演了话剧《木兰从军》、《好男要当兵》和歌剧《九一八》等剧目。
暂驻绵阳的国民党41军“野战补充营”的中共党员刘景素，在全营范围内挑选出一批有文化的士兵组成抗日宣传队，在活跃部队生活的同时，还常常到场镇为农民演短剧、讲时事，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，受到农民朋友热烈欢迎。
在城镇的影响下，广大农村也开展了具有农村特点的抗日宣传活动。各地爱国人士、热血青年走村串户，向农民同胞宣讲抗日救亡道理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，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，大力支援前线。
在抗日救亡宣传中，歌咏活动成为当时最普及最有效的宣传方式。三台籍作曲家许可经，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抗日宣传活动中，与著名诗人、词作家合作，谱写了《送出征勇士歌》（田汉词）、《妇女抗敌歌》（郭沫若词）、《赴敌》（谢冰心词）、《全面抗战》（塞克词）、《黄河难童船夫曲》（陈红莹词）等抗日救亡歌曲，为推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，在北平、开封、西安等城市颠沛流离。1938年4月23日，500多名东北大学师生从西安经宝鸡、汉中、剑阁、绵阳抵达三台。让他们百感交集的是，三台出动了3000人为他们举行欢迎大会。东北大学在三台度过八年时光，直到1946年5月迁回沈阳。
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颠沛流离到大后方，就是希望做一个自由的中国人。他们一到三台，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。
1938年8月，党员屈义生考入东北大学经济系，不久与中共三台特支取得联系，后在东北大学建立了党支部，这一时期，东北大学有中共党员17人。此外，进步师生们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，创办读书会，把解放区的进步书刊传到了三台。抗战后期，东北大学的齐纪辛、商周、李一清、李春江、刘黑枷、徐放、冉欲达等40余人陆续奔赴中原解放区。
东北大学师生组建的群众戏剧团近10个，其中抗敌国剧社演出了《木兰从军》等30多个传统剧目，实验剧团则先后演出了《北京人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家》等革命作品，让当地群众大饱眼福。实验剧团每学期至少排演3部以上的进步戏剧，公开售票演出，其所得收入用于支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的活动。
1943年11月15日，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到三台，向东北大学师生发表抗日演讲，他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讲到意大利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；从三次长沙会战、衡阳保卫战歼灭日寇7万人，讲到为国捐躯的10万川军将士，阐述反法西斯抗日远征军的意义，使全体师生感动不已，抗日激情高涨，当场就有25名男生和4名女生请缨杀敌，拉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序幕。东北大学成为后来以知识青年为主体入缅（甸）作战的现代化武装部队——中国青年远征军的发源地。
国立六中的抗日救亡
1938年山东沦陷，三千山东莘莘学子历经千辛万苦，徒步流亡七千余里，跨鲁、豫、鄂、陕、川五省，历时一年零三个月，于1939年3月来到绵阳，成立“国立第六中学”。
1939年3月，歇脚未稳的国立六中“狂飙剧团”，在音乐教员瞿亚先的带领下，赴成都公演。他们在成都为抗日将士募得捐款6000余元。
1939年10月，中共三台中心特支书记侯方岳到梓潼审查党组织发展情况。此时，国立六中一分校有中共党员40余人。此后，各分校均建立了党组织，共有中共党员75人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同学们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。他们成立了野军读书会、挺进读书会、青年救国读书会、生活读书会等进步组织。各分校也纷纷成立了“洪涛”（后改为“铁流”）、“鲁声”、“六三”、“醒华”等剧团，同学们经常下乡演出《东北烽火》、《生路》、《英雄儿女》、《古城怒吼》、《中国妇女》等剧目，激发绵阳群众爱国热情和抗日到底的决心。
抗战期间，国立六中的贺敬之、张金荣、牟元恒等60多名进步学生冒着风险，绕过特务跟踪，闯过敌人封锁线，先后到达延安和中原解放区，参加了八路军、新四军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输入了新鲜血液。
1944年秋，国立六中的186名学生响应国家召唤，参加了中国驻印（度）缅（甸）远征军，这支部队正需要一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机械兵。国立六中学生大都编入新一军的38师112机械团；还有一部分编在新六军，在汽六团和独立营服役。当年12月由新津机场乘美运输机起飞，在印度町江机场降落，然后乘火车到达印缅交界的雷多，再分乘汽车到达与日军交火的战场，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战争经历，战绩卓著，有的永远长眠在了异国他乡。
国立六中，这个山东中学的大集合体，这所战火中诞生的学校，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。内迁期间，该校先后收容了5000多名山东流亡学生。在当年后方的中央大学、西南联大、西北联大、东北大学、四川大学等名牌学校，到处都有国立六中学生的身影。抗战胜利后，国立六中的山东籍师生大部分陆续回鲁。绵阳解放后，国立六中高中部与川西区立绵阳中学合并，成为如今的绵阳南山中学。
奋勇杀敌的绵阳儿女
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活动，激发了绵阳人民的爱国热情，广大青年纷纷参加军队，奔赴抗日前线。1937年冬，安县曲山场（现北川曲山镇）青年王建堂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“安县特征义勇壮丁队”，向县政府请缨杀敌。出发时，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赠送一面旗帜给他们，旗帜正中写着一个大大的“死”字，旗帜的右角题词道：“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，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。”左角题词道：“国难当头，日寇狰狞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本欲服役，奈过年龄，幸吾有子，自觉请缨，红旗一面，时刻随身。伤时拭血，死后裹身。勇往直前，勿忘本分。”短短数字，远远胜过豪言万丈。带着“死“字旗的王建堂，出川抗战，出生入死，几次负伤，都用这面旗帜裹缚。
抗战中，绵阳热血青年踊跃参军的高潮从没有间断。8年抗战中，绵阳人民共送出了14万青壮年奔赴抗日前线。其中绵阳县5万余人，三台县4万余人，盐亭县1.8万余人；山区北川县也有1千多名，占当时全县总人数的5%。
在抗敌前线，绵阳籍军人捍卫民族尊严、抗击日本侵略军，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，留下了许多英雄壮举。
绵阳县城关人孙震，1937年9月主动请缨出川北上抗日。1938年3月中旬徐州会战中，任22集团军总司令的孙震率部与日军血战于滕县，滞敌前进，保证了台儿庄大捷。孙震率川军抗战八年，身经百战，在浴血奋杀中，屡建军功，被誉为“抗日名将”。
三台县秋林人刘雨卿，全面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党26师师长，率部参加了凇沪抗战，与敌血战七天七夜，毙伤日寇近4000人。1939年春，在浙赣战役中，刘雨卿奉令反攻南昌，巧妙地运用穿插作战的战术，一鼓作气直捣莲塘日军机场，毙敌数千名，焚毁日机3架。抗战期间被授予陆军中将，升任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。
安县花荄镇抗日女英雄刘稚琳，1937年冬，只身奔赴延安。1942年5月，在晋东南文联工作时，日寇发动了太行山区大规模扫荡，她跟随左权将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。在分头突围中，与敌人搏斗壮烈牺牲，时年25岁。
绵阳县普明人谭尚修，全面抗战爆发时任第22集团军45军746团的上校团长，率部与八路军和阎锡山军队参加太原保卫战。夜袭郭山镇，给敌军以重大杀伤；伏击尚市店，夺取大批军用物资；虎穴掏心，奇袭马坪场；血战三昼夜，死守大洪山。因战功卓著，荣获抗战最高荣誉——干城勋章。
三台县新德人景嘉漠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随所在的国民党20军首先出川抗日，奔赴上海参加“淞沪会战”。在收复陈家行、反攻凤凰楼、争夺罗盘山等恶战中，以战功显著受到嘉奖，晋升上校团长。后来率部参加第一、二、三次“长沙会战”以及衡阳、贵州独山等战役直至日军投降，因战功卓著晋升少将师长。
三台县建平人李昌雍，从上海大同大学弃学从军，考入中央航空学校，多次驾机到华中汉口、岳阳等地执行任务，轰炸日军军事要地，后在对日空战中壮烈牺牲。梓潼县马鸣乡李发生，在国民党47军178师1061团与日军作战时，英勇杀敌缴获敌械，被评为“抗日爱国英雄”。
北川漩坪人乔茂材(1899～1969)，又名乔树人，曾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。1938年1月，乔茂材由军令部派驻八路军总部任高级联络参谋。目睹八路军虽枪弹缺乏，但竭诚抗日，便自荐回军令部，陈述原委，获准领取步枪子弹100万发、平射炮6门，亲自送至黄河渡口交八路军。被称为“为八路军谋筹弹药的黄埔将领”。当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曾写给乔树人(乔茂材)两封亲笔信……
全民参与的支前运动
前方将士奋勇杀敌，后方人民勠力支前。1938年至1945年，绵阳人民先后开展了寒衣捐献运动、公民长期献金运动、飞机捐款运动、“七七劳军献金”运动。北川县交爱国捐款达7.7万元；盐亭、绵阳、三台3县共筹“积谷”和军粮达209万石（约合25000万斤）；安县1939年到1940年发优待谷1万多石慰问出征军人家属；1938年，三台县的小学生捐出2347元零花钱交给重庆“中国儿童号飞机筹募总会”，三台县城卖凉粉的小贩钟金奎也一次性捐献了800碗凉粉；到1941年底，三台县共捐献现金20万元支援抗战用于购买飞机。绵阳县在1944年、1945年两年中交爱国捐款5.8万元，捐献飞机款6.6万元，棉纱、布匹、井盐等不尽其数，有力补充了抗日前线的军粮和军需。
1936年冬，国民党军政当局预感到日本侵略军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企图，为了适应军需，决定在三台修建一处飞机场。从1936年冬开始，当局在三台县刘营乡石鼓坝征用田土560亩建设机场，在三台县城内设总指挥部，下设大队、中队、小队。除了设计和技术指导由当局派人负责外，其余的施工全由来自附近的上万余民工完成。当时正值严冬，天气寒冷，又全凭人力施工，广大百姓都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积极施工。1937年3月，长1200米，宽320米，总面积37.4万平方米的刘营机场竣工。刘营机场被国民党空军司令部作为53号飞机加油站基地使用，并相继在刘营观音寺设置了无线电台，把叶家祠、文家祠建成了汽油库。刘营机场竣工不久，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。从此，日军空袭频繁，1940年10月，三台县又征调8500名民工到成都双流县修建飞机场。三台自1940、1941年两次遭日机轰炸，停在机场的飞机很不安全，于1941年又开始修建刘营机场第二工程——飞机防空洞。防空洞修建在石垭子山麓，沿山麓凿建10个隧洞，每个隧洞隐蔽一架飞机。刘营机场的修建，对加强后方防控、支援前方抗战和增强后方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，都发挥了应有作用。
1943年12月，为配合盟军空袭日本本土，绵阳县政府在绵阳城南7公里塘汛乡甘草坝修建机场，征用良田933亩，动用民工1.5万人，拆迁民房2712间，迁坟23座。1944年5月，这个南北长1600米，东西宽300米，四周各加8米作为排水、弃土之用的机场建成了。塘汛机场与当时四川的新津、邛崃、彭山、广汉、德阳机场齐名。因机场建设中无机械，全凭人海战术，肩挑背扛，加之瘟疫流行，数百民工病死在工地上。
伟大的抗日战争，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爱好民主、和平、自由的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组成部分。在这场战争中，绵阳作为川北抗日救亡中心，四川抗战重要的兵源、财源、粮食和物质基地，肩负起重大的历史使命。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，绵阳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，巨大的贡献，这段历史值得后人永远铭记。
